世界级、顶级、第一、首个、终极、极致...近年来，极限词一直深受广告商们的青睐。虽然2016年新广告法将极限词列为广告禁用词，但仍有不少投机取巧的商家借用这些极限词来争夺市场先机。
没想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每天在商家的商品页面上找茬、利用PS伪造的工商投诉材料威胁使用极限词的商家涉嫌"违法"、以撤诉为条件向商家索要钱财……
一个"极限词流氓"团伙被打掉了。
在商家的商品页面上找茬、利用PS伪造的工商投诉材料威胁商家涉嫌"违法"、以撤诉为条件向商家索要钱财……近日，在阿里安全的技术协助下，浙江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分局打掉了一伙专门在网上恶意投诉敲诈勒索的"极限词流氓"团伙。这也是警方首次打掉利用“极限词”敲诈商家的团伙。
嘉兴南湖分局大桥刑侦队民警介绍，犯罪嫌疑人吴某、陶某、刘某三人今年以来在网络上累计投诉9000余次、涉及商家近9000家，目前已经查明的涉案金额超过6万元，警方仍在进一步核实相关涉案情况。
类似这个团伙的"职业索偿人"近年来可不少。他们不针对假冒伪劣问题，而是寻找宣传瑕疵、甚至编造问题，以维权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9月10日，来自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法律专家和企业代表参加了中国工商报社举办的"职业索偿行为研讨会"。多位与会者提出，恶意投诉敲诈浪费行政资源、恶化营商环境，应对职业索偿人限制适用惩罚性赔偿。
三人团伙利用“极限词”敲诈商家
今年5月，嘉兴南湖分局接到多位商家报案，称在经营网店的过程中遭遇恶意投诉，投诉人以向工商部门举报网店涉嫌违反广告法使用极限词( 注：2015年9月生效的新广告法规定广告中不得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极限词)，撤诉需要花钱私了为由索要钱财，金额从数百元至数千元不等。
嘉兴南湖分局大桥刑侦队迅速展开侦察,一个由吴某、陶某、刘某三人组成的"极限词流氓"团伙浮出水面。
警方查明，三人利用网上搜索得来的所谓"极限词库"，在各大网购平台不断"物色"合适的商家和链接，一旦匹配到商家的页面存在相关或相似内容，便截图保留证据，并通过秒拍秒退的方式形成订单，并投诉商家。
这伙人还会上传在工商部门投诉的"截图"，并引导商家转移到电商平台外的聊天工具上谈判，威胁商家给钱。事实上，他们"投诉"的内容大多牵强附会;那些"截图"也全是通过PS方式伪造的。
嘉兴警方公布的犯罪嫌疑人与商家聊天记录。
阿里安全协助警方打击恶意投诉
嘉兴南湖分局大桥刑侦队民警沈献介绍，这个团伙中，三人分工明确——刘某主要负责寻找涉嫌违规的商品链接，吴某主要负责伪造工商投诉材料，陶某主要负责在网店下单、退货和谈判。
"该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不少商家不懂法、怕麻烦的心理，以投诉、工商处罚来威胁商家私了，进行敲诈勒索。"沈献表示，"商家是否违反广告法，应当由工商部门来认定，不能仅仅听信不法分子的一面之词而落入圈套。"
7月中旬，警方兵分两路，分别在浙江金华义乌、台州温岭抓获3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查获一批作案设备、伪造材料。目前，这三人已被检察院批准逮捕。
"在办案过程中，我们发现虽然受害卖家不少，但实际报案的寥寥无几，警方联系商家取证也较为困难，一些卖家接到警方电话后也并不配合。"沈献提醒，广大商家在遇到类似情况后，一定要积极向电商平台反映情况或向警方报案，不能抱着花钱消灾的心态来应对，这样只会助长歪风邪气。
嘉兴南湖分局大桥刑侦队队长陈同表示，在阿里安全运用技术手段的积极配合下，警方迅速侦破此案，避免犯罪嫌疑人利用恶意投诉影响更多商家在网上的正常经营。
"极限词流氓"首次批捕具有示范意义
据警方透露，本案系全国首次批捕在网上利用极限词恶意投诉来敲诈勒索的犯罪嫌疑人。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艳东认为，上述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并非真正维权，在其涉案金额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可以按照敲诈勒索罪来处理。
他还表示，网络时代新型违法犯罪行为高发，一些不法分子打着法律的擦边球，以表面合法的方式牟取不法利益，各地执法、司法机关对此认识不一，处理结果也有所差异;而嘉兴警方执法理念前沿，对此类行为的危害性认识充足，形成全国第一案，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对整饬市场秩序、厘清合理维权边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都有积极作用”。
近年来，各种恶意投诉不断，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产品包装瑕疵和宣传用语不规范这两个问题，更是成为当下职业索偿人恶意投诉敲诈最喜欢利用的工具。
今年3月，深圳市场稽査局与市公安局罗湖分局联合执法，就端掉了以李某等6人为主、以打假之名敲诈勒索商家的"职业索偿人"团伙。
针对恶意投诉，各网购平台也不断采取防范措施。以阿里巴巴为例，平台开展了全网规则普法、商品一键自检、图文违规拦截、培训考试系统四大举措，帮助商家规避风险。
"阿里安全一直严厉打击各种利用恶意投诉非法获利的行为，运用技术手段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维护广大商家的利益。一旦商家遭遇恶意投诉，请及时联系阿里小二进行处理，并积极配合调查取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净化网络营商环境，让违规者无路可走，让老实人放心经营。"阿里安全高级专家临阁表示。
“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应有所调整”
恶意投诉极大地浪费了公共行政资源。据某平台所在地主管部门统计，数百个恶意投诉敲诈团伙仅在2017年就制造了超过10万个投诉举报，炮制了成千上万个行政复议与诉讼。恶意敲诈投诉团伙用足投诉举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纪检监察、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等"政策套餐"。
在中国工商报社举办的"职业索偿行为研讨会"上，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消保科科长苏传海透露，今年1月至9月，海淀分局收到的8万件投诉举报中，共有1万件高度疑似职业索偿的投诉举报。
苏传海说，在投诉人较为集中的6266件投诉中，共涉及投诉人1490名，涉及企业1936家。在这6266件投诉中，只有5件是关于产品包装的三无问题，其余全是针对商品宣传问题，90%以上都是针对极限词用语。
其中一家卖耳塞的公司，被投诉了107次之多，而被投诉的原因是其商品描述中使用了"超强抗噪音"的表述。
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执法稽查局副巡视员马雪冰看来，职业索偿这一现象已经到了立题建规的时候，这对执法部门、企业等各方都有益处。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监司消费环境建设处处长李希盛认为，恶意投诉敲诈问题，归根到底是公共治理视角下的利益平衡和价值取向问题，应当通过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来探索这一问题的合理化应对。
“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应当有所调整，对于产品包装和宣传用语中存在瑕疵的恶意投诉，应当限制甚至排除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李希盛指出。
